如果说市场上有些声音认为我国较为偏重融资市场，则同时也需看到，许多海外证券市场发展其实也一直强调服务融资，尤其是给众多企业以增强发展潜力的机会，从而间接活跃经济、增加就业、增强居民福利。

在中国这个公共权力与利益过于向权贵集团倾斜和人口过剩、产能过剩的社会里，货币规模的膨胀并不会造成非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奢侈品）价格的长期、显著增长，而只会造成垄断势力所控制的资源类产品（如粮食、能源和矿产）和资本类产品（如股票、房产）价格的飙升，从而加大而不是降低社会贫富差距。尽管由于资料缺乏而难以准确地判断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正对通货紧缩的影响程度，但是就现象层面上观察，仍然可以认定：社会财富过于向上层集中导致社会整体需求不足、消费乏力，加剧了通货紧缩。

这种断裂，轻则表现为经济萧条，重则引发社会危机--如果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社会救济缺失同时出现，那么一场由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就为期不远了。巨大的贫富差异正在对社会和谐造成巨大的伤害，它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对于中国来说，当商品对外输出已走入极端之时，通过改善国内收入分配机制实现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是一种符合共同富裕理想的选择。与此同时，第三种可能的前景--滞胀正在显现：由于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导致即使在有效需求不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原材料（如能源、粮食）价格上涨的趋势。关于自90年代中期以来通货紧缩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面对诸多现实条件制约，通过调整汇率加快资本输出和自然资源输入，并在资本输出带动下实现贫穷人口输出，借助于国外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实现外移人口在财富和需求方面的增长，将可能是一种经过各种势力博弈之后能够被各方共同接受的现实选择。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供给与需求失衡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会公正地施加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阶层：不平等的贸易机制使得处于强势的国家和阶层有着众多的替代选择，而居于弱势的国家和阶层则缺乏应对之策，于是在强弱博弈中，有着更多选择机遇的强者可以轻易地将任何由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造成的危害加诸于弱者，而将收益留个自己。资产负债表衰退并非只是指资产负债表本身的收缩，更重要的是，这一收缩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

其间只有2005年和2008年是正值，1998—2022年平均债务增速为-2.6%。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日本学者辜朝明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日本资产泡沫破灭而引发的经济衰退时提出的。甚至有观点将当下的中国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进行类比，认为中国可能重蹈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覆辙，陷入长期停滞局面。由此，引发了中国是否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热议。

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减少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的干预，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一方面，扩张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特别是加大发债力度。

截至2023年末，我国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债务同比增长6.9%和9.1%，虽然只及过去20年平均增速的一半，但距离衰退还非常遥远。2023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0.4%，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同比增长9.2%，民间投资增长保持韧性。以上分析表明，以资产缩水、债务收缩和经济衰退为主要特征的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在中国并没有发生。2023年，财新制造业PMI回升至50%以上的扩张区间，且在多数月份高于官方制造业PMI，显示民营制造业生产经营复苏相对较快。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过快收紧货币和房地产政策导致资产泡沫破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先后进入大幅调整阶段。三是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化债，地方经济活力有所增强。从股价变化来看，2022年至今，上证综指从3600多点高位回落，一度跌破2700点，现已重回2900点上方。二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具体来说，居民部门债务增速有所下滑是事实，一些分项（如住房贷款）在个别季度也曾出现负增长，但得益于个人经营性贷款的较快增长，居民债务总体水平一直处于扩张状态，并没有出现负增长。特别国债具有发行机制灵活、审批流程高效、资金专款专用等优势，一般不列入财政赤字。

地方政府获得资金用于灾后恢复重建和增加基建投资，有助于缓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此外，降息还会对资产价格形成支撑，避免资产负债表陷入衰退。

分行业看，制造业民间投资保持活力，2023年同比增长9.4%，高于制造业整体投资2.9个百分点，增速连续6个月回升。一是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抓手，畅通国内大循环。三是政府投资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要更加关注人力资本投资，扩大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服务供给，加快培育壮大发展型消费。日本企业部门债务增速由1990年的11.3%一路下滑至1997年的零增长。具体来看，日本居民部门债务增速由1990年的10.5%下滑至1997年的1.2%。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居民和企业部门债务扩张速度尽管较大幅度放缓，但从未出现债务收缩（负增长）。

二是财政应加力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建设，弥补房地产投资缺口并加大基建投资力度，有助于统筹化解房地产和地方债风险。近年来，以衣食住行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增速呈现稳中趋缓态势，消费增长更多由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这一点与日本也有着本质区别。三是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增强宏观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最典型当属不恰当的借用金融抑制理论来撑腰。他认为，即使在传统农业中，农民也并不愚昧，他们精明能干，锱铢必较，时刻盘算着怎样才能少投入，多产出，生产要素在他们手里，被配置得恰到好处，达到了最佳状态，即便是学识渊博的专家，也不可能再作哪怕是一小点改进。

在传统的穷人素质低、不愿、不会、不善于使用贷款的理念下，金融机构都不为穷人贷款。没有约束条件的研究，不能被称作是科学的研究。为了防止农村中的富人、村干部等强势人群与穷人争抢小额信贷，尤诺斯的乡村银行设计了一整套排斥制度：一是贷款额度小、周期短，使强势人群看不上、瞧不起，因为他们如果需要贷款，可以顺利地到官办的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储银行获得额度大的、周期长的款。而传统的金融理论不愿意为穷人贷款，原因是穷人还不起款，家里也没有抵押物，社会上也没有人愿意为其担保。

再次，传统理念认为穷人愚昧，不会更好地使用贷款的理念，忽视了维持生存的本能使贫穷农户慎重地接受新技术。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证明，信誉信用与财富并不成正比。

一、颠覆传统的贷富不贷贫理念，树立贷贫不贷富的宗旨。再一方面是农村中高利贷获得了存在的空间，虽然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也取缔不了。

她们活着的神圣使命之一，就是使她所在的家庭能够生存下去和生存得更体面些，这已成为她们拼命劳作的动力与目标。而要真正的关心穷人、爱护穷人、帮助穷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把穷人获得贷款而发展家庭经营、增加收入的权利，完完全全地、不折不扣地归还给他们，而不是以任何借口加以扣留、阻挡，更不能加以禁止，也不能胡说穷人无权贷款。

但是在扶贫实践中却忘记了或者是不相信这个道理，往往是发放救济款、即使是贷款往往又是政府贴息。现在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400多万客户里，96%都是妇女。四是贷款者必须5人结成互帮互助互督的小组，小组要定期如每周开会，贷款和还款都在会议上进行，从而冲击强势人群固有的看不起穷人、不愿和穷人结成小组的自尊，如此等等。如果有与饥饿和贫困抗争的机会，贫困妇女往往比男人更能本能地挺身而出成为能干的斗士。

例如，从2002年起，尤诺斯已给79000个乞丐贷款77万美元，而这些贷款都必须以偿还为前提。正如尤诺斯获奖理由所述：当大量的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时，持久的和平才能得以实现。

中国人应该说是很懂得这个道理的。而对于孟加拉国小额信贷扶贫到户收取高利率不理解，包括政府扶贫部门的不少人甚至都认为有利率特别是较高利率是剥削穷人，尤诺斯教授一生以帮助穷人自立为己任，他发明的小额信贷的理念认为， 对穷人的赠款是害了穷人，有偿的帮助才是真正帮助穷人。

据央行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末，中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并不完全是复制GB模式）8394家，贷款余额8811亿元。而城镇里的居民，生活在公民社会，除了本人所在的单位及其亲朋好友圈子里大家互相熟悉外，多数都处于并不了解的状态，有的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房，但是却互不认识，老死不相往来，叫不起名字。